苗疆长城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(1573年-1620年)，全长190公里，北起湘西古丈县的喜鹊营，南到贵州铜仁境内的黄会营，其中大部分在凤凰县境内贯穿而过，大致经过新凤凰营、阿拉营、古双营、得胜营、镇溪营、振武营。城墙高约3米，底宽2米，墙顶端宽1米，绕山跨水， 大部分建在险峻的山脊上,沿途建有800多座用于屯兵、防御用的哨台、炮台、碉卡、关门，当时沿线一般驻有4000-5000人的军队，最多时曾增到7000人左右。



        明朝，湘黔边境的苗人被划为生苗和熟苗，生苗是不服从朝庭政府管辖的少数民族，他们因不堪忍受政府的苛捐杂税与民族欺压，经常揭竿而起。为了安定边境地区，镇压反抗，明朝廷拨出4万两白银， 在生苗与熟苗之间修筑起了长城。清朝统治者后来也对苗疆长城作了部分增补修建。也许由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不如北方少数民族强大，苗疆长城也就没有修筑得像北方长城那样雄伟壮大，所用石块只有北方长城的1/10到1/6大小。 明清以来，苗疆长城上的石块不断地被当地人拆去建房、垒坎。今天我们只能看到时断时续的城墙和一些保存完好的城堡。明朝建国以后，对苗疆实行武力征剿，开疆扩土，于1413年建贵州省。并在湘黔边境推行卫所制，先后设九溪卫、永定卫、羊山卫、崇山卫、辰州卫、石砚卫等以控制土司，筑成卫所包围圈；同时在苗疆周边推行土司制，先后设立容美司、茅岗司、永顺司、保靖司、大喇巡桥司、白崖司、五寨司、竿子坪司、治古司、答意司、石耶司、平头司、宋农司、平茶司、酉阳司、乌罗司、铜仁司、大小江巡桥司、赤溪司、田家洞司、麦着黄洞司、柿溪司、桑植司、荒溪司、邑梅司等，把方圆千余里的苗疆紧紧封锁死，割裂成青苗区、黑苗区、红苗区，形成了卫所、土司相结合的防线。这样一来，苗民的生活圈进一步缩小，无法生存，只好挺而走险，在明嘉靖年间发动大起义，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，与封建王朝较量失败后，处于内地的苗民再也无地可逃。绝望之中的“勇自绝，谋生存”也是迫不得已，与明王朝展开生存与灭亡的大决战，也是官逼苗反，结果明王朝不得不留出弹丸之地，让其繁衍生存，这就是“中国南长城”产生的社会基础。



         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湖广参政蔡复一“亲历边疆，度其险坦，力陈营哨罗布，苗路崎岖，难以遏其窥觑，请金四万有奇，筑沿边土墙，上自铜仁，下至保靖，迤山亘水，凡三百余里”。（引自《古丈坪厅志》卷一五），实现其“土蛮不许出境，汉人不许入峒”的目的，以加强对苗民的镇压和控制。从此暂时放弃对腊尔山红苗区的统治，苗民也让出沅水〈古巫水现锦江）以北，酉水北、东、西，武水南等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肥沃土地，甘居于山区。明朝所筑的“千里边墙”，实际就是沅水西北、酉水南、东的包围圈；北边以酉水沿岸山崖为主，只沿酉水修城、堡、岗、哨守卫，南边无山崖可守，只得另筑山、水、崖、石、土墙相间的“南长城”，亦即西起亭子关，东到旦武营，约380里，加北边的亦近千里，名不虚传。到了清朝，土司腐败，不得苗心；同时亦感到土司割据，类似三蕃之弊，不利王朝直接统治，雍正决心在土司地区实行“改土归流”，在苗疆内推行武力开疆扩土，设立镇竿镇、铜仁设里苗同知，永绥协设六里同知，从此“化外”苗消灭。满、汉地主大肆掠夺土地，苗民无法生存，不得不再次“勇自绝”，掀起了乾嘉苗民大反镇，清廷调集18万正规军，加上土司军和地方军近40万，征剿苗疆，结果担任征剿大军统帅的云贵总督福康安、副帅四川总督和琳都死于军中，清朝封疆大臣在征苗中阵亡不少，造成清代中衰；又迫于镇压白莲教不得不草草收场，留随军普洱知县傅鼐为凤凰同知兼辰沅永靖兵备道办理善后事宜。傅鼐吸取明王朝的经验，嘉庆二年，复修明长城为“练勇长城”，计凤凰厅境内堡卡碉台887座，永绥厅境内汛堡碉卡121座，乾州厅境内汛堡碉卡127座，保靖县汛堡碉卡69座。凤凰、乾州、永绥、古丈坪、保靖五厅（县）共建汛、堡、碉、卡1204座（见傅鼐《修边论》），此外，自乾州厅湾溪、木林坪至凤凰厅中营所辖四路口，筑围墙百数十里。六年（1801年）在松桃厅境“于正大属之伙哨营，松桃厅之杆子坳、下石花等处沿边百余里，添建石碉一百座，抽拨官兵八百名，筑堡十座”；又于石岘一带置8堡、48碉”。（引自《松桃厅志》卷一八、卷二七）。清王朝在周边设永顺府、辰州府、铜仁府、肇庆府，沅州府做外围“府长城”，最后形成“以夷制夷”战略包围圈——苗疆边墙。“南长城”遗迹湖南部分至今仍保留完整，贵州部分亦有迹可查。

     “南长城”是明王朝和清王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对南方少数民族,主要是对南方苗族镇压的历史产物。为了持续统治，持续镇压，想出了这筑墙屯兵，分割统治的损招。把湘西苗疆南北隔离起来，规定了“苗不出境，汉不入峒”；禁止苗汉贸易和文化交往。这是一条由汛堡、碉楼、屯卡、哨台、炮台、关门、关厢组成的关卡，以此孤立和征服苗族。有了这样一道设施，就把“生苗”围困在腊尔山地区。直到改土归流后的清康熙年间，“生苗”还是不得越过“边墙”谋生。即便在“边墙”之外，也受种种约束。湖南提督俞谟曾发布《戒苗条约》说，“如有执刀行走者，即系逆苗，拿获定行诛戮。”如内外发生纠纷，“尔杀我内地一人者，我定要尔两苗低命；尔抢我内地一人者，我定要尔全家偿还。”
　　
　　 对于这样一道“边墙”，苗胞当然恨之入骨，多次联合汉族人民将其摧毁。早在明崇祯年间，就因“寇乱苗叛，土墙踏为平地。”到了清康熙年间，“虽有边墙而倾颓已久，今不过仅存陈迹”。有人奏请修复“边墙”，终因财力、人力不济，人心所逆，未能全面实施。沈从文先生在1931年所著的《从文自传》中写道：“试将那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贺城（按即凤凰县城）作为中心，向四方展开，围绕了边疆僻地的孤城，约有七千多座碉堡，二百左右的营汛。”“这些东西在一百八十年前，是按照一种精密的计划，各保持相当距离，在周围数百里内，平均分配下来，解决了退守一隅常作‘蠢动’的边‘叛变’的。” 


　　
　　 边墙也好，屯堡也罢，作为镇压苗民起义、破坏民族团结的一种军事设施，无疑都带血腥味，但是客观上它又起到保障了苗地居民的安全，保持了苗民仅有的弹丸之地的安宁，保存了苗族古老文化，促进了“长城”外居民区域的繁荣，展现了苗族精湛的建筑工艺，形成“长城‘内’地方性区域自治”。作为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，“南长城”还“出土”了苗族许多古老的传统文化科技遗产：如《苗族古历》、《苗族生成哲学》、《苗族古老话》、《苗族装饰艺术》、《苗族医药学》、《苗族美学》等，有的已走出国门，走向世界。
　　 
　　 南长城作为镇压苗民起义的防线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，在今天它只是成为一个颇富有边疆特色的旅游点而为人所游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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